2020弗朗西斯·福山的尴尬

柏林墙倒塌的前一年,彼时仍默默无闻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

黑格尔曾写过,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将会取得胜利。而时年37岁的福山在这个名句后面作了新的推论:西方民主制就是这种最好国家的必然选择,它的实现意味着人类政治史的终结。

随后一年,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以西方世界极具说服力的判例式助攻,让福山声名大噪,成为当世西方民主思想集大成者。

作为世界上最强盛的民主制国家,从客观事实来看,几乎以毫无还击之力的脆弱局面迅速被新冠病毒肆虐,从屈指可数的感染人数到突破百万,也不过俩月有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老牌的民主自由国家,局面也相当惨重。

作为福山眼里最出色的制度,病毒似乎对民主免疫,而自由甚至成了帮凶。这次全球性的挑战,最挑起全球抗疫大梁的恰恰是中国。作为全球最早发现感染病例的国家,也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在国家高效有序领导、万众一心的全民努力下,迅速走出疫情困局,恢复了生产生活,确保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的供给畅通。

福山热衷倡导的西方式民主所展现的脆弱无力,丝毫无法和他所诉说的最优体验相提并论。这种尴尬,就像川普每天信心满满地式的自我溢美和推责甩锅一样,隔着屏幕都让人哭笑不得。

面对疫情的结果,接受《观点报》采访时指出,福山开始了巧妙的转移话题。面对事实,他必须坦诚中国在疫情中出色表现,但是他显然给自己的制度学说留好了退路。他将这次疫情中各国的表现取决于国家能力,而不是制度优劣。

按照福山的解读,国家能力,这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行政管理能力,尽可能避开制度因素。中国的抗疫表现好,说明国家能力强,但中国的情况的难以复制。这意味着,一个非西方式民主的政府在这场抗疫中的表现并不能反映制度层次的东西,相反,它恰恰是国家带有强力色彩的说明,这种成功具有特殊性,当然更有偶然性。

而西方式民主国家抗疫不力,则是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无节制泛滥以及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所以自由主义民主,还是对的,没错。

年近70的福山还委屈到,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批判他是新自由主义者,但他本人实际并不认同这一价值观(虽然他曾声明这一价值观将会统治世界)。

福山有自己的说法,但未必站得住脚。福山眼里的西方式民主,尤其是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以及高效国家三者的并存的20世纪中叶的西方式民主确实重建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它帮助德、法等国在二战后的快速恢复,让美国成为超级强国。而且从整体上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成功的制度设计,而且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似乎也在侧面论证这一制度的不可替代性。

福山在早期的成名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只是将视角单纯聚焦在1950年以后的战后世界。他毫不吝惜自己对于西方式民主的赞美和肯定。但伴随全球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崛起,福山开始意识到它的历史终结的定论过于草率,至少应该充分考虑中国这一意外和特殊性案例。

他在随后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本著作中,明显拉伸了历史的横向视角,回顾中国政治秩序的演变,鲜明地指出中国率先建立起了最早的中央集权帝国,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此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深厚的家庭和宗族关系,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道德和礼教体系。

接下来的结论几乎是西方社会看待中国的普遍视角:上述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伟大的。然过早的中央集权其实摧毁了中国形成西方式民主的土壤,而这无疑又是一大弊端。

福山无疑是个优秀的政治学者,他为了论证这一事实,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国家制度学说。他提出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大政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这一看似缜密理论体系得出了一个结论:偏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并不能解决存续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难题,由于缺乏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现代民主要素,其衰败也是必然的。

一言以蔽之,按照西方民主的逻辑,即使考虑到中国历史现实,还是西方式民主优越。这种选择性偏见长期存在于西方的学界,就像Jared Diamond在他那部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所说“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一样,如果西方社会非要为自己的制度选择冠以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只是一场谬论。不同民族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土壤,怎么能武断定优劣呢。

且不说Louis Menand在《弗朗西斯·福山推迟了历史的终结》从源头及方法论上批判的福山一套思想体系。单就他的理论体系来说,他明显水土不服。西方的价值体系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研究中国需要一套基于中国事实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拿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的是非。

于我而言,构建西方民主的要素是:制度和法治。因为西方历史中很多时候都是支离破碎或者干脆两三百年新移民或者殖民开垦出的领土概念,它缺乏国家观念。各种族民族互相迁移、战争、杀戮以及无休止的排外情绪更难构建统一的价值和认同体系。所以西方人选择了用制度去规制一个庞杂群体,用法律去约束族群和个体行为。

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和道德,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早已构建了完备、深刻更深入人心的国家概念,对于国家的认同之强烈远不是西方所能理解的。此外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教育以及深厚的宗族和家庭关系,我们自发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和国家观念融入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约束力。

我们从骨子里认同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自己休戚相关的,而不是西方民族如何竭力维护自己族群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国有大战,举国皆战。我们从来都是在国家的强有力的概念下,构建我们的制度和机制,它们是紧密相关的,是整个国家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疫情之下,政府能够实现高效的治理和调控,全民能够万众一心。因为,这是我的国家危机时刻,也是我们每个人该为之努力的时刻。这种国家体系所衍生出的道德概念,同样具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

在中国的网络世界里,对待事物我们往往都有一致性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评判。而不是西方世界大相径庭,甚至各种荒谬以及扭曲价值观横行的言论社区。这是一种自发的体系,它的标准高于法律。西方民主所追求的法治无非是将外部法制慢慢内化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约束机制,但我们本来就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主法治更有其深刻基础,只不过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确实是在有效运作,并且被持续证明为有效。

福山所强调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它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及差异化特征。面对近年来越来越偏离他理想化的西方式自由民主路线,诸如近期越演越烈的民粹主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明显违背了精英主义主导的民主思维。

主要民主国家的这些深刻变化说明西方式民主在发生某种演进或者失衡。这种失衡在广泛形式上的民主得以实现后,中底层的人民发现社会仍走向了贫富两极分化、不平等加剧,这显然不是他们需要的真正的民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当所谓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民主化后,个体的利益和群体平等未必能够得到有效实现。人们开始关注民主的真实意义或者实际价值:能否在社会中实现群体身份和个人价值的认同。

福山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他的新书《身份:尊严需求与怨恨政治》中开始关注这些处于人本性的核心诉求,并指出“对认同/身份的需求”是解释所有的当代针对全球自由秩序不满的“核心概念”。这个理论的意义的于他开始走出正统的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人类行为是物质欲望驱动,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应。这个假设在某些阶段也许是准确的,在西方国家在追寻民主制度的道路时期,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后民主时代,明显人们有了纯粹的诉求:对尊严的渴望。福山在此引入了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一个词:thymos(激情)。他说,thymos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普遍存在,它一直存在”。 福山将它定义为:对承认的追求。

福山在《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中又进一步指出:在政治上,激情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 “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视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它们认为某一阶层的人——贵族阶层、王室成员——固有的优越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特大激情”的问题在于,每当一个人被视为高人一等,就会有更多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后者作为人价值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一个人得不到不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另外一种是— “平等激情”(isothymia)——是让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样好。

福山眼中的现代民主制的兴起正是是“平等激情”战胜“特大激情”的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了。平民激情的伟大胜利通过美国政治史上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争取工人权利和妇女平等运动逐渐被实现:希望扩大能被政治体系承认为完整人类的个体的范围。但显然“平民激情”似乎还在持续着,这里面包含着逐步被放大的个人和群体化认同诉求。它开始对抗甚至摒弃已经建立的民主法治体系,因为它没能有效实现广大中低层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利益诉求。这种泛滥,逐渐缺乏规范的“平民激情”恰恰放大人本能的欲望,而严重冲撞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进步之一:对人类欲望合理克制和规范。

这种平民激情的伟大胜利导致的乱象确实逐步显现,过于放大个人和群体的利益,无休止的追求身份的承认,会导致严重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可怕的反智主义。特朗普近乎荒谬般的疫情防控举措居然被部分美国人支持甚至拥护,和他一边倒的质疑各种阴谋论、假媒体论。而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帮助同胞抗议的比尔盖茨却成了病毒制造者,被社交媒体狂喷,因为他代表着顶级的精英阶层。

两百多年引以为傲的美国民主如果最后孕育的是近乎肥皂剧般的荒诞剧情,民主的价值估计要让人心生质疑。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 “承认的政治”,人类的政治浓缩为人与之间的关系,起于“主奴之争”所导致的对主人的单方面“承认”,终于民主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所产生的普遍的平等,而随着人与人之间不再“为承认而斗争”,历史也随之“终结”。但滑稽的是,这种追求承认的斗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总有群体未能被认可,也总有被纳入承认的群体尚未被完全认可。

经济上的增长乏力会进一步放大这种追求承认的欲望,没有发展就无法满足身份认同的需求。那么制度只好让步这种身份政治,让能够代表这种极端追求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人登台。特朗普就顺其自然登上了这个舞台,代表着长期被忽视的中低层白人群体的诉求,一遍追求着更边缘化、更精细化的群体民主,一边却在挑战着民主的基石:能够维护广泛民主和有效决策的制度、法治还有媒体线、从黑格尔、科耶夫到福山:自由民主如何错误终结历史的?

福山所提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方案是,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自由民主国家通过限制和升华优越意识以“解决”优越意识问题,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原则、权利的确立、法治、权力分立等等。这是福山描绘的“后民主”时代的社会愿景,自由主义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解决方案,人类社会终结祖师爷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历史”时代。

但其实福山给从黑格尔以来的“历史终结”说法戴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这其实是一种有偏离的自我解读,弗朗西斯出售豪宅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的马克思所说的是,当人(阶级)为了得到承认相互进行斗争,但当人们互相无保留地相互承认,不在进行都斗争和劳动的时候,人类社会终结“普遍历史”时代。马克思将这个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核心表述为人的自由的实现。

这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终结其实也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回到了“动物的状态”。你没听错,历史的终结,人又回到了动物。科耶夫那句“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也许就是对面对这种解读的回应,谁想回到动物的状态,那这种终结只是我们还是动物的状态。

西方政治和哲学有时候就是这样,发展来发展去结果越来越曲折反复,稀里糊涂,陷入无休止的莫比乌斯环魔咒。科耶夫之后,福山又进一步改造了这一理论,他以惊世的才华将历史的终结解读为人类真正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民主自由制度建立完善之时。他把历史终结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进步,社会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即可达到这个阶段。

从头到尾,西方式民主通过持续演绎最后成为历史终结的唯一选择。这其实是个过于关注于形式与过程的繁琐命题,我们不妨回到哲学的本源。施特劳斯在《论僭政》里阐述了哲学其实源于一种实践性抱负-保证言辞中的“理想”的实现,而且哲学必然或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实践性的政治技艺,这场政治运动最终必然实现一个普遍同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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