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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拉姆和库兹马谁是湖人最强球员?这次我站在巴克利这一边

在昨天圣诞大战中,解说界的四大天王同聚一堂,在湖人主场斯台普斯现场解说,不得不说这个职位真的是太棒了。在此期间,奥尼尔曾经开玩笑说道:要是这群小子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换上衣服自己上!毕竟奥尼尔乃湖人名宿,就在这座球馆的外面还有一座扣篮的雕像竖立着,说点打气的话也是应该的。

不过引起争议的不是奥尼尔的这句话,而是奥尼尔和巴克利的一则对话。巴克利首先说:我认为英格拉姆是湖人队现役最强大球员。奥尼尔则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与你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库兹马才是。

就目前来讲,这两位的确是湖人队风头最盛的球员,但是这两大天王好像忽略了一个人——球哥,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pittarihoken.com/,英格拉姆49分同时也忽略了球爹的感受。要知道球爹为了他儿子可是把牛吹出了天际,现在这两人直接忽视了球哥,连候选人的资格都不给。球家表示很尴尬。

不过话说回来,球哥现在的表现只能说是一个很全面的球员,但是各项数据和表现出了组织和传球之外不是特别突出,而恰恰组织和传球又是最不能够用数据体现出来的能力,得分才是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被人们用来比较的。虽然球哥被忽略,但他其实是那个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他是出谋划策者,而把风头和立功的机会给了另外两位。

英格拉姆和库兹马到底谁最强,谁被重视?就湖人目前对两人的态度来讲,相对来说英格拉姆是湖人的重点培养对象。英格拉姆比库兹马多年进入NBA,经历的赛事更多,更有经验(但其实英格拉姆也没多少经验)。英格拉姆是稳定的首发,库兹马只是暂时性的首发,当洛佩慈回来的时候,沃顿更有可能会把小南斯提上来,因为这样湖人首发的攻防才会更均衡。

当两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关键球和关键战术都是交给英格拉姆来执行,而当英格拉姆缺席的这几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沃顿把关键一攻给了库兹马并且给了库兹马无限开火权。英格拉姆的天赋还有待挖掘,但是库兹马几乎已经展现出所有的技能了。两人的未来不可限量,但是从目前来看,湖人更看重英格拉姆。

其实两人不是一个类别的球员,要说谁更强也不好比较。英格拉姆属于攻防兼备的球员,两方面结合得很好,这种球员不论去哪支球队都会有稳定的地位,并且英格拉姆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的突破上篮极具杀伤力。而库兹马属于攻强守弱的球员,据统计,他是本届新秀中进攻第一,防守倒数第一的球员。英格拉姆49分论得分能力,在相同的出手权下库兹马比英格拉姆更强,但这只限于英格拉姆还没开发出中投和三分的潜力。论防守能力,英格拉姆远大于库兹马,但也只限于库兹马没开发出防守能力的前提之下。不过,从两人的特点来看,英格拉姆开发出进攻能力比库兹马开发出防守能力要容易得多。

我也不怕其他球迷喷,库兹马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球员,他的得分能力和出手自信心是英格拉姆需要学习的,但是像英格拉姆这种攻防兼备,关键时刻能够靠自己最强杀伤技能得分,并且有天赋有能力有态度的球员才最有可能成为湖人的领袖,不考虑引进明星球员的话,库兹马在湖人最多成为英格拉姆之后的二当家。

揭秘让中国人垂涎的美国顶级富人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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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顶级富人区并不在硅谷,而在老牌贵族隐居的东海岸。如罗德岛的纽波特(Newport)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弗朗西斯出售豪宅这里是肯尼迪总统的“夏季白宫”,也是好莱坞著名演员赫本生前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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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再发声: 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

【导读】疫情之下,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化。近日,曾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我们将回到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以及高效国家三者的并存。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决定各国表现的是国家能力与卫生制度,这同时还涉及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福山坚持认为,虽然中国模式在此次疫情中有突出表现,但难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在此之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撰《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一文批判“历史终结论”,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pittarihoken.com/,弗朗西斯出售豪宅历数新自由主义的几大罪状:侵蚀民主、财富集聚与社会分化、金融市场去监管化与金融风险、气候危机,等等。他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危机更令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文明。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是启蒙运动之自由、尊重知识、民主等价值得以重新伸张。为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观察,本文由两部分组成:

主文部分于2020年4月9日发表于《观点报》(Le Point),由“法意读书”编译后首发。

延伸阅读部分于2019年11月4日由报业辛迪加发布,由“聽贰拾肆橋”编译后首发。

观点报:柏林墙倒塌后,您断定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胜利。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对抗病毒时竟表现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它本可以表现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数据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疑点,而且它还使病毒传播到了其领土外。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的很好,例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则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特朗普在的美国,博索纳罗在的巴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的墨西哥,欧尔班在的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都很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直否认这场疫情,为保持统治者的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为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使整个国家走向了灾难。同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也将受到疫情的重创。

福山: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惊讶,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但却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这类事件与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尽管气候变化的节奏会更慢些。我们知道所有国家在解决过程中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知道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福山:确实,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观点报: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们正在考虑遏制全球化。这次疫情将促使人们思考。不过在许多公司都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优化资源时,如果仍认为整个经济领域将把产业调回本国以实现自给自足,那无疑将是荒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但要考虑的只是程度问题。

观点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这个体系已走向迟暮?

福山: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为新自由主义者之一并对我进行了攻击,原因仍在于我写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但是,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相反,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福山:这一定要谨慎。我们不会因为听到蛊惑,就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模式,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

观点报:在您的书名中,“最后一个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没有“权力意志”、沉迷于无聊和安逸中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中吗?

福山:在民粹主义政权和民粹浪潮抬头的欧洲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民粹政权向人民保证了现状,但并不真的关心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不为争取地位和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我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着“历史的终结”,因为它们以削弱了的形式重演着那些已经存在的想法: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重演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

观点报:法国正在围绕口罩问题争辩不休。目前我们缺少口罩,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福山:真糟糕,我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担忧。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从一月份起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重启相关生产的措施。这证明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

福山:一个政治教训。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他仍能在十一月连任,那么美国人的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冷战结束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著名文章。他认为,的崩溃将为全世界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命运扫清最后的障碍。很多人同意这一点。

今天,我们遭遇的是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衰退。此时此刻,福山的主张显得陈旧而幼稚。但它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在过去四十年间盛行于世。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作为新自由主义之药方的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令个人和整个社会无力控制关乎他们自身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已有相当透彻的阐发,我在我的近著《全球化逆潮》和《人民、权力与利润》中也有申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尤其令人厌恶:假如某个新兴市场的头号总统候选人失去了华尔街的青睐,银行就会将它们的资金从该国撤出。随后,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好像华尔街比该国的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甚至在富国,普通民众也被告知:“你无法落实你想要的那些政策”——不论那些政策是充分的社会保障、体面的工资、累进税,还是受到良好监管的金融系统——“因为国家将丧失竞争力,工作机会将消失,而你会蒙受烦。”

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

精英宣称,他们的承诺有科学的经济模型和“实证研究”作为依据。很好,四十年后,数字俱在:增长放缓,增长的果实绝大多数到了身居最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随着工资的停滞和股市的高涨,收入和财富在向上流动,而不是形成滴涓效应,向下流动。

抑制工资——以获得或者维持竞争力——且削减政府规划,怎么可能提高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买到的是纸上的财富。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这一感受恰如其分。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现实是,尽管“自由主义”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远不是那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行确立了一种思想正统,其守卫者完全不能宽容异见。立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被视作异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数孤立无助的研究机构中。新自由主义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倡的“开放社会”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强调的那样,波普尔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断演化中的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知识对这个系统运转状态的改变就越多。

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宽容更甚于宏观经济学。在这个领域,流行的模型排除了如我们2008年经历的那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不可能之事发生,弗朗西斯出售豪宅人们看待这件事就好像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没有什么模型可能预测这种反常事件的发生。即便是在今天,提倡这些理论的人仍拒绝接受这一点:他们信赖市场的自我监管,拒斥外部性,要么认为外部性不存在,要么认为外部性无关紧要,由此导致的去监管化问题对引发2008年那场危机起到了枢纽作用。

假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未能令我们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气候危机理当令我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我们的文明。但一样清楚的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希望我们无视科学和宽容精神,他们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

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我们必须复兴启蒙运动,再度致力于伸张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价值:自由、尊重知识、民主。

原标题:《福山再发声: 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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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赛程2020赛程表

来自美国独立车厂Aria,于2017洛杉矶车展正式发表全新油电超跑车-FXE,最大马力1150hp! Aria独立车厂品牌曾与许多知名汽车厂商合作,欧冠另外像是Kia Stinger GT4、欧冠Honda FC Sport…等概念车也出自于它们之手.Hybrid油电混合动力风潮下,像来自美国的设计工作室Aria也在2017洛杉矶车展上推出了FXE。据悉,新车的0-100km/h加速时间为3.1s,极速能达到350km/h,而未来将限量生产4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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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姚明(Yao Ming),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祖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前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中锋,现任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职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4月,姚明入选国家队,开始篮球生涯。2001夺得CBA常规赛MVP,2002年夺得CBA总冠军以及总决赛MVP,分别3次当选CBA篮板王以及盖帽王,2次当选CBA扣篮王。在2002年NBA选秀中,他以状元秀身份被NBA的休斯敦火箭队选中,2003-09年连续6个赛季(生涯共8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2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3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三阵。2009年,姚明收购上海男篮,成为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老板。2011年7月20日,姚明正式宣布退役。

2013年,姚明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5年2月10日,姚明正式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之一。2016年4月4日,姚明正式入选2016年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0月,姚明成为中国火星大使。11月,当选CBA公司副董事长

1980年9月12日傍晚,姚明出生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出生时体重5公斤,比普通新生儿重了几乎一倍

1982年,姚明随父母搬进位于康平路95号的上海体育学院职工宿舍602室

1989年,姚明开始在徐汇区少体校开始进行业余篮球训练,姚明进入少体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少体校的学生有伙食补助

1998年4月,他入选王非执教的国家队,开始篮球生涯。5月,他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耐克夏令营的篮球训练,对手中有后来成为NBA球星的泰森·钱德勒

1999年5月,他入选蒋兴权执教的国家男篮和中国篮球南方明星队。他参加了全国男篮甲A联赛,代表上海队,与队友合作,获第5名。5月,获99赛季全国男篮甲A联赛最有进步球员奖。同年8月,英格拉姆49分他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与全队配合获得亚洲男篮锦标赛冠军。

2000年2月,他入选1999年亚洲全明星队。3月,他入选蒋兴权执教的国家男篮和全国男篮甲A联赛全明星阵容,并参加1999-2000年全国男篮甲A联赛,与队友合作获上海东方队获得第二名。他个人获1999-2000赛季全国

男篮甲A联赛篮板、扣篮、盖帽三个单项奖。9月,他参加在悉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奥运会男篮比赛,与队友合作获第十名。

2001年4月,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pittarihoken.com/,英格拉姆49分他参加2000-2001年全国男篮甲A联赛,与队友合作获上海东方队获得第二名。

2003年10月1日,他率领中国男篮拿到亚锦赛冠军,同时获得雅典奥运会入场券。

2004年2月23日,对阵老鹰队获得职业生涯单场得分最高41分和最高助攻7次。

2006年11月14日,对阵马刺获得职业生涯最高抢断次数4次。12月16日,对阵湖人获得职业生涯最高盖帽8个。

2009年1月18日,对阵热火12投12中拿到26分。3月14日,对阵山猫投中赛季第1个3分。4月19日,对阵开拓者姚明在24分钟内9投9中得到24分。5月5日,对阵湖人的西部半决赛第一场中受伤,但经过调整后执意冲回赛场,并最终带领火箭取得胜利。5月10日,左脚骨裂,该赛季报销。7月,他成为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老板。

2010年5月4日,他入选男篮集训名单。11月10日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他上场6分钟没有得分进账,拿到1板1帽后便因伤离场。

2011年7月9日,NBA官方网站称姚明已决定从NBA退役。7月20日下午2时,姚明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退役。

2012年9月2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在姚明诉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权案中,姚明胜诉,并获赔100万元

2014年6月,参加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客串嘉宾。10月24日,姚明参加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开幕仪式。网友发现姚巨人也鼓出了大肚腩,身材走样。有网友调侃称,姚明竟然有了维尼熊既视感。

2015年2月10日,姚明接受北京冬奥申委颁发的聘书,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他还表示能有机会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做贡献,他感到非常荣幸。

2016年3月9日,上海男篮投资人姚明将出任新成立的中职联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2017年2月4日,姚明的11号球衣在火箭主场对公牛的中场休息时退役。

姚明的整个NBA生涯都是在火箭队度过的,身穿11号球衣的他场均上场32.5分钟,可以得到19.0分9.2篮板1.9盖帽。

5月11日,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篮球运动学院正式成立,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应邀出任该学院的名誉院长。

7月20日,经中国篮协提名,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任命姚明为CBA公司董事长。

最长连胜记录:2008年1月29日-3月16日取得22连胜(因伤只参与10场)

2009年1月18日,常规赛对阵热火,12投12中,命中率100%,得到26分,创造球队历史记录。

2009年4月19日,季后赛首轮第一场对阵开拓者,9投9中,命中率100%,得到24分。

姚明17岁时第一次见到叶莉。在1999年,姚明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他约叶莉出去玩被拒绝。之后两人相恋。

2007年8月3日,姚明和叶莉在上海徐汇区婚姻登记处,正式领取了结婚证书。8月6日,两人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举办婚礼

2010年1月,姚明妻子叶莉被证实怀孕,宝宝在同年“世博会闭幕式”之前出生

2011年4月21日,姚明在上海梅陇基地召开了回国后的首次媒体见面会,公布了女儿的名字:姚沁蕾。

2012年11月27日,香港大学举行第187届学位颁授典礼授予其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运动及推动国际社会关注艾滋病所做出的贡献

2014年9月12日,在姚明的34岁生日之际,NBA在官方推特发表了一篇新的推文,号召球迷一起祝姚明生日快乐。“加入我们,一起祝@姚明 生日快乐!”推文的上面则配了姚明的一副巨幅海报,海报中的大姚右手持球准备劈扣,背景则是火箭队的红色,并配有“姚明生日快乐”的英文字样。

育馆举行。10月,专为智障人士举行的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姚明的家乡上海举行。10月2日开幕式当晚,特地从美国赶到上海的姚明参加了开幕式。

2008年5月14日,姚明第一时间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50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向中国红十字会外币账户捐款21.4万美元,捐款总额约合200万元人民币。6月11日,姚明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200万美元,并成立姚明基金会帮助灾区进行校园重建。6月26日,“姚基金

2009年12月,入主上海男篮成为“姚老板”的姚明携全体上海男篮队员,郑重发出拒吃鱼翅宣言。

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姚明义担当起了上海世博会形象大使。

2011年,特奥会即将在希腊雅典举行。6月9日至10日,姚明一行来到酒泉,为酒泉特殊儿童“上课”,并出席“酒泉纳什—姚基金特殊教育学校”竣工典礼。6月26日,“姚大使”来到雅典参加与特奥有关的各种活动,包括特奥运动员健康行动启动仪式、特奥会创始人施莱弗女士铜像揭幕仪式等,继续用实际行动支持特奥运动发展。9月22日,姚明和理查德·布兰森出席由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协会在上海举办的“共同倡导保护濒危物种鲨鱼”公益活动。姚明并呼吁作为鱼翅主要消费群体的华人,在保护鲨鱼方面作出表率。

2014年8月23日,巨人姚明与78岁韩美林在NBA姚明学校共同挑战冰桶。据了解,NBA中国首席执行官舒德伟在近日完成冰桶挑战后,向姚明发出“挑战”。姚明在五棵松篮球公园完成ALS冰桶挑战,和其他人不同的人,身高2米26的姚明接受了4桶冰水的灌溉。

“ALS冰桶挑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大众对于ALS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认识,并号召人们为ALS协会捐款。后来各行各业的明星大腕都已纷纷加入其中。

2015年2月10日,北京冬奥申委副主席张建东和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鲁增向姚明等六位运动员颁发了北京冬奥申委颁发的聘书,姚明正式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

姚明在接受聘书后表示,自己虽然从事的是夏季运动,但是一见到冰雪就兴奋。姚明说,他个人非常喜欢观赏冬季运动比赛,最喜欢的项目是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和冰壶。担任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能有机会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做贡献,感到非常荣幸。

2017年2月2日,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的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宣布,任命前NBA休斯敦火箭队中国球星姚明为休市亲善大使,以表彰和纪念他在篮球和慈善界、在美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2018年1月31日,《中国慈善家》揭晓了“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姚明排名第7

2008年8月6日,在北京参加奥运圣火传递。8月8日,担当中国奥运代表队旗手。

2011年12月5日,姚明当选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兼荣誉大使。同月21日,上海市政协举行十一届三十一次常委会议,增补姚明为十一届市政协委员

2012年1月15日,被增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月17日,被增补为上海市体育总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副主席

2015年1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10位代表中包括姚明

2016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姚明现身北京会议中心报到,参加2016年全国两会。

2019年6月,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亚篮联代表大会上,姚明当选为亚篮联主席、亚篮联中央局委员。

2017年1月2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海分会场,姚明与众家庭共同登台唱响“家和万事兴”主题。

2019年10月28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姚明以22亿元排名第48。

姚明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NBA的历史人物。

NBA评价称,“站在2米26的高度,他几乎以一举之力改变了NBA只在一个国度风靡的局面,推动了NBA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发展。”

姚明刻苦训练,顽强拼搏,2002年获得CBA联赛总冠军,同年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是唯一成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简称NBA)选秀“状元”的中国球员。2016年入选美国篮球名人堂,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篮球运动员。多次带领中国球队参加了包括北京奥运会在内的世界性大赛,取得优异成绩。他在NBA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提升了中国篮球在世界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增进了中外之间的体育和文化交流。

2014年5月,市民冯长顺将经销商北京百姓阳光大药房有限公司及该产品代言人姚明告上法庭。姚明代言广告因涉及虚假宣传,与商家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2014年7月2日,在上海队官方宣布刘炜加盟新疆之后,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对于这件事有两方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姚明没有留下刘炜太过残忍,是不念兄弟情的做法,另一方面认为姚明是在让球队真正走向职业化,本不应该谈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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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人问我,为什么同样中国人是打NBA,为什么周琦不能达到姚明的高度?你是不是对姚明的实力有什么误解?无论是王治郅、易建联、巴特尔、孙悦、周琦,他们都从未达到过姚明一半的高度。

姚明是一直以来被国人低估的NBA超级中锋,名人堂球员!许多人没有看过他巅峰时候的身手,往往以讹传讹,认为他是凭借着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才在NBA赛场上呼风唤雨。

的篮球名人堂演讲刷屏了。荣誉之外,姚明极具东西方幽默和智慧感的演讲,为他赢得了满堂彩,同时也给我们体育产业的职业运动员,建立了感谢发言的新模板。下面就来说说,姚明的这个名人堂演讲,到底好在哪儿?

今天,整个NBA都已经没有中国人存在了,早已回来,孙悦更只是昙花一现,我们还记得中国篮球近50年来最风光的那些日子,,他们都达不到姚明一半的高度,乃至于连姚明新秀时期的成就都无法达成,这是个奇迹,也是个悲哀。

对中国篮球而言,姚明曾是来之不易的群众基础的长期构建者,中国篮球需要姚明将他过去做到的事情“再做一遍”,不同的只是实现的方式。对姚明而言,这也是自己跨过篮球巨星的单一角色,并利用前期的角色积累,对中国篮球操刀手术,从而走向正确的、顺应历史的轨道的唯一机会。

当英格拉姆穿上西装打球原来可以这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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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刚刚结束的第92届美国即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佳影片由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它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本届奥斯卡,这部韩国电影获得6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奖等4大奖项。

为何一部韩国电影,会受到以折射美国主流价值观著称的奥斯卡颁奖礼的如此青睐?《寄生虫》聚焦于两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家庭之间所发生的荒诞、悬疑又令人隐隐生怖的故事。导演奉俊昊用“黑色喜剧”的方式直指韩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富人是主动吸人血的寄生虫,却住在光鲜亮丽的地上豪宅;而穷人因社会资源的匮乏和上升通道的受阻,被迫成为“寄生虫”,寄居在肮脏不堪的地下室。这或许是对阶层分化与阶级对立最直观残酷的隐喻。

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里,这不只是韩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迄今为止,《寄生虫》的电影版权,已经销售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不少观众在观影后,都会心有戚戚。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美国右翼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的导言。“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

疫情还在继续,我们的生活秩序也还没有恢复。但这几日,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在网络热传: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造而成的“江汉方舱医院”内,一排床位整齐排开,一男子带着口罩,安静、专注地看着书——一本福山所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本文摘自弗朗西斯福山所著《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正如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论述过的,政治体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方向演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它建立在经济发展同稳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对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而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缓慢形成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顾此失彼的选择。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同样是进步的趋势,却不一定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体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这在民主国家中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美国表现尤甚。现代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奉行如下观念为前提,即为政治安定计,政府不会在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所主张的道德诉求间采取有所偏倚的态度。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在事关终极目的和本性善恶这类道德伦理的重大问题上接受多元主义。宽容成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务必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同理,与政治自由主义携手同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只需要人们根据长远的个人利益来实现最优的社会化生产及分配。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入围影片《民主的边缘》剧照。聚焦于巴西四面楚歌的领导人,他们正在努力处理来自他们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过去并由一个愤怒和意识形态分裂的国家煽动的丑闻。这部电影也传达了一个有力的警告:巴西的危机是由同样背信弃义的政治力量统治的西方超级大国共同分担并煽动的。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运动员们出色的体格唤起人们对哲学家尼采笔下的“超人”的想象。如同亲纳粹的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倾力塑造的银幕形象那样,这种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超越凡俗道德规则的约束。

莱妮里芬斯塔尔,原名“Berta Helene Amalie”,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柏林,2003年9月8日逝世于德国,德国舞蹈家、摄影师,电影演员和导演。尽管作为导演,里芬斯塔尔创作了非凡的电影作品,但她仍被许多人从一般电影导演中区分开来,因为她曾效力于纳粹德国。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这些赞助公司在破坏方面冲在前线。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谁也说不好摒弃这些规则以后人类将取得何等高度的成就,以及赞助公司将如何心甘情愿地帮助顾客达至这片应许之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广告片中的运动员那样神一般的存在。

或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使自己立足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即个体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约制中解放出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追求个体从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运动。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以追求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上述运动,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个人的观念和选择进行过度限制——无论是年轻人选择性伙伴、女性寻求就业还是同性恋寻求权利认同,都存在这样的限制。大众心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到80年代的重视自尊的趋势,都是力图将个体从令人压抑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都可以给自己打出“无拘无束”的标语。

左翼和右翼都在将个体从令人拘束的规约解放出来的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往往不同。简单来说,左翼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右翼关心的是钱。前者不希望传统价值过分限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选择,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罪犯等。另一方面,右翼不希望社区对他们用个人财产来做的事加以限制——在美国的特殊国情中,就是希望捍卫用枪的权利。

宣扬“无拘无束”的这组广告由一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制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要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打破规则而繁荣起来的,在此种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社区还有技术都会因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替代者的出现而被遗弃。

左右翼相互指责对方表现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那些支持生育选择权利的人往往反对或大排量汽车的购买,希望完全放开经济自由竞争的人们会因在去廉价的沃尔玛超市途中被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洗劫而惊魂不已。奇怪的是,双方中任何一方为了约束对方,都情愿放弃己方自由选择空间中最不舍的那一部分。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业已提出将社会累积的共享观念作为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建筑、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保有的知识与技艺)一样,社会资本也创造财富,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也具有经济价值。它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集体奋斗的前提,从经营街边店、游说议会到抚养孩子,无不如此。个体遵从集体规则,虽然以牺牲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但使得他们能彼此交流、协调他们的行为,从而令个体的能力和能量都得到增强。诚实、互惠、守诺,这些社会美德不仅仅作为伦理价值值得遵从,也具备有形的价值,能帮助集体实现共同的目标。

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最终会导致社群(community)形成基础的丧失。并不是说一群碰巧发生彼此关联的人就能形成社群,一个真正的社群是借由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经历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所持的共同的价值观越是深厚和坚定,则该社群也越稳固。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非要明确地在个人自由和团体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人们从夫妻、家庭、邻里、工作单位、教会这类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发现还是可以拥有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并且是完全为自己而选择的社会联结。但随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要想与他人建立更加深久的社会关系,这种可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对他们来说选择进入或者离开全凭一己之愿——靠不住,弗朗西斯出售豪宅只会让他们感觉孤独和迷茫。

如此一来,“无拘无束”这句广告词就成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希望打破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或者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规则,寻求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不断需要新规则,保证新型的合作事业运行或使我们感受到与集体中其他人的联结。

新规则必然会使个体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若一个社会以增加个体选择自由度为名义不断颠覆社会规范和准则,则会使其自身变得愈加无序、原子化和自我孤立,并且无力达致共同的目标、完成共同的任务。

若此社会希望发展“无拘无束”的技术创新,就会看到各种形式“无拘无束”的个体行为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犯罪率和离婚率增加、越来越多家长不能履行照顾子女的义务,邻里之间彼此缺乏照应、公民逃避公共生活的现象也会增多。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富有、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文化一词业已同选择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就是说,文化是艺术家、作家或其他富有想象力的人根据其内心呼唤(inner voice)而进行选择性创造的结果。对那些略欠想象力的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选择去消费的艺术、美食和娱乐。作为一种浅层次的但也是日常的文化,饮食尤其具有民族多样性:它在文化多元性上的意味是,人们可以在中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或墨西哥餐馆中选择自己的最爱。那些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选择也一样等待着人们的参与,正如伍迪艾伦(WoodyAllen)塑造的银幕角色那样,当他得知身患癌症晚期后,疯狂地试图从佛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天主教或者犹太教那里寻找慰藉。

另外,正如我们所受教的,相互竞争的那些文化主张很难区分出彼此的高下。在道德情操的层级谱系中,宽容居于高位,而道德主义(以一己之道德观或文化规则来试图对他人进行评判)则坏之又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偏好的事没法解释;就像各民族的饮食口味偏好一样,我们无法对一组道德规范是否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做出评判。不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是告告诫我们,连那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将全部人类行为都化约为对最基本的个体“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说。

为了避开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本书不将重点明显放在文化规范方面,而是关注社会规范中构成社会资本的那套子集。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共享价值观或规范的过程本身并不产生社会资本,因为被共享的价值观可能是错误的。

有实际可参的例子,例如意大利南部,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总体上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地区,尽管这里有强大的社会规范。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Gambetta)讲述过如下一则故事:

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讲述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说起也是黑手党的爸爸曾让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往下跳,并保证会在下面接住他。开始他不乐意,但经不住老爸的坚持还是跳下去了,结果摔了个脸贴地。他的老爸就是借此事来向他传递一条生存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学会谁也别信,爹妈也不例外”。

黑手党是发源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根据地在西西里。19世纪欧洲掀起向美洲的移民浪潮,黑手党人涌向美国,扎根于纽约,活动于美国各地,操纵美国的赌博业、色情行业及贩卖毒品、走私军火,从事职业性的犯罪活动,诸如绑票、杀人、抢劫等。黑手党内部有各个帮派,头目对帮派实行家族式的统治。

黑手党有一套被称为“保密帮规”(l’omerta)的极其严格的内部行为准则,黑手党徒被认为是“光荣的人”(men of honor,也译为“君子”)。不过,这些准则只在黑手党内部的小圈子中被奉行,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社会普遍奉行的准则可以被概括为“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利用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不然他们就会先这样利用你”,或者像迭戈举例说明的那样,就算是家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显然这类准则不会催生社会合作,而它对政府良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证实。

意大利腐败丛生,对该国政治制度侵害严重,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腐败的源头地,同时也是整个西欧最贫困的地区。比照起来,能带来社会资本的社会准则必须确实包含此类美德,比如诚实、守诺、互惠。不必惊讶,这些准则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radiusof trust),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家庭无论在哪儿都显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在美国,不管父母对他们十来岁的孩子印象多么不好,这个家庭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家庭的成员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其他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始自家族生意。不过,家庭团结有多大力量在每个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会因其他形式的社会义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家庭对内和对外的信任和互惠联结可能出现逆相关;当一方十分强大时,另一方往往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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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热点背后的大坑(一) —— 福山和“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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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开这个系列题目,会非常得罪人。尤其这个系列里面提到的很多名人,都还活着,经常活动在世界的各个名流汇聚的地方,到处做嘉宾出专著,混得风生水起。即使之前的言论被打脸,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再搞一套东西出来,照样大刺刺地走穴捞钱。

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骗子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有更多的傻子。镰刀生意好做,是因为韭菜长得好。下面是一幅漫画—— 大众是拒绝思考的,人人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所以容易被误导。

这个世界普通人多少还是有判断力的,如果是明目张胆瞪着眼睛说瞎话,说一些大家轻易都能识破的谎,大家自然都不会去信。但是高明的忽悠客,往往会选择九真一假的方式,就像韦小宝玩的那一套,特别是有一些内部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故弄玄虚,加上口才出众、文笔出彩和资本追捧,往往就会名利双收。

有这么一番感慨,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不太好的感悟,凡是出名的东西,特别是资本捧红、互联网捧红而非国家宣传力量推动的榜样,背后常常都有深不见底的大坑。所以遇到互联网推的热点,不要忙着下结论,还是要等一等,特别是要等权威部门的结论—— 或者干脆不要关注,毕竟绝大多数的热点,弗朗西斯出售豪宅熬不过7天就要凉凉。

一向不蹭热点的我,最近也踩了一个大坑。前一阵北京龙泉寺的学cheng法师,因为骚扰女信徒被举报,赶上蜜-too潮流,很多读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当初我写“龙泉寺”的题材,有什么关联吗?

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龙泉寺,换马Yun的撇清话来说,我和龙泉寺和了然大师,根本都不熟(没法熟,都是杜撰出来)。不过,既然杜撰了龙泉寺“了然”大师出来,还假模假样写了一个系列文章,这黑锅无论如何总得背起来。

不光是龙泉寺和了然大和尚是杜撰的,北京茶馆系列的龙二,还有那个看病把脉吹牛的王大夫,搞IT的李博士,统统都是杜撰出来的,至于晚上访谈我的魔鬼,不用说自然也是假的了。作为媒体人,贫穷并没有限制我的想象力,只是限制了我的行动力而已。

连编排的人物,蹭一座破庙的小名气,都不小心踩雷。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名的东西里,有多少是带坑的?想来想去,基本的看法:百分之百都是坑倒不会,百分之八九十是肯定少不了的。

有了这么一个看法,我就开始审视这些国内外的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的名人,特别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甚至有世界影响力的那些名人。这么一审视,一长串的名单就出来了,当真是:各有各的水平,各有各的坑。

今儿个来说第一位,弗朗西斯出售豪宅著名的美国学者福山先生,此人是日裔美国人。他出名的原因,是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

1991年苏联解体,长达40多年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结束。作为赢家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需要给自己的“胜利”抹上一笔正义的色彩。除了作为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这一层“正义”的色彩,还有点遮羞布的意思,因为美国和西方搞垮苏联的很多手段,实在是见不得光。(包括前些年美国搞的“颜色革命”,各种手段实在太下作。)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知先觉地抛出了“历史终结论”。1988年,他首先在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上,推出这一论断。其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纷纷倒戈,西方国家其实已经在掐秒计算前苏联的解体时间。次年,美国《国家利益》期刊,刊载了《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这个概念正式出笼。

两年以后,苏联解体。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全面获得胜利,套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标志着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在胜利者的光环下,再一次被无限拔高,提升到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高度。

作为一个投机中了大奖的学者,福山一下子变成了红人。其实,他的理论,不过是“美国例外论”、“美国优越论”的一种新读本,美国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美国的社会制度也是好的,反正胜利者怎么说怎么有理。

其实美国社会的所谓“民主”体制决胜轮,丝毫经不起推敲。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利比里亚,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遣返黑人在西南非洲建立的一个国家,整个国家从宪法到国旗,几乎完全照搬美国 —— 然而,这个国家乃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不过,在整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2008年以前。这个美国的日裔学者,成为了整个西方意识形态学界的红人。整整影响了世界一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各种论文常常会提到他,大家或者反驳或者赞同,总而言之绕不开这个“终结论”。

在中国,福山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中国的很多早年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看不到希望,就把福山这套理论差不多供成了宗教。讨论话题的时候不提这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从大学毕业到开始写公众号文章以前,我基本上都是从事IT行业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搞技术,居然能够在很多的地方看到福山的这套理论,可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两千零几年,那些拼命出国的群体中间,应该也有很多人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 —— 既然人类的历史终结形态,就是美国的这个样子,那么去到了美国,那就算是到了人类的极乐世界(有没有浓浓的“zongjiao”传教色彩)。

其实更多的人,根本都没有耐心读完福山的著作,只是以最快的速度看到了他的结论,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西方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制度,以后人类历史,再也不可能进化出比这更先进的东西了。

这几十年的发展,连美国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制度。“历史终结论”自然就鲜少有人再提,实质是已经破产。

“历史终结论”坑了无数人。那些去往美国的,除了部分成功者,混到中产阶层的,很多人其实活得并不如意,生活压力也大。中国这几十年飞速发展,长期“韬光养晦”,不去和美国争论制度问题,反倒是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收获了很多发展的成果。

反过来看美国,在苏联集体倒塌那一刻,美国就注定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因为,没有了外部的压力,整个美国的精英阶层都充满了的狂妄和骄横。

历史终结论本来是一个学者炮制出来的,用来给美国冷战胜利挂上的一顶桂冠,但是美国的很多人,特别是精英阶层,还真的对这一套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我们可以从美国好莱坞这些年拍摄的影片看出来,美国毫不怀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其实西方还有一句话:“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精英们开始走上疯狂的聚集财富不归路。

美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不多谈,之前的文章都有提及。这里只提一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 没错,仅仅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石,纺锤形社会结构的主角,中产阶层几乎大部分消失了。

如今,你如果有一万元存款,其实你比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钱,表面上说是美国人不存钱,其实大多数不在富豪阶层的美国人,身上都是背着一身沉重的负债,70%存款加起来不超过1000美元,买个稍微贵点的东西,还要分期付款。

美国的中产阶层是怎么消失的?答案很简单,在“历史终结论”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资本家和精英阶层,开始了对全球财富的毫无克制的大劫掠,同时把劳动就业移到海外,在国内使劲薅中产阶层的羊毛。

在美国国内,中产阶层要负担沉重的税率,富豪和大公司可以通过海外机构避税,穷人只能免税甚至还要安抚,整个社会的房产税、医疗成本、所得税、消费税…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头上。

美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是在全世界剪羊毛,还把债务甩给国家—— 反正美国可以印钞,走到今天,美国的国债就超过了20万亿美元。

现在看“历史终结论”,美国的制度最好,有没有觉得是疯子的狂妄?实际上,早几十年,美国就是这么一路狂妄过来的。

在正常的逻辑下,像福山这种亚裔的学者,在美国很难有出头的机会。特别是经济学的社科领域。他本人并不是多么高明的一个学者,他的理论也经不起现实考验。美国人对亚裔,通常都有职业的天花板。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出名?他出名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以下的思考,仅为我个人的脑洞大开。

福山之所以被美国精英阶层看重,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亚裔。当时日本的金融泡沫刚刚被美国挤破,前苏联解体,这样一个日本面孔的人站出来,称颂美国的社会制度,无疑比白人自己自吹自擂,对亚洲人更有渗透力(后来的骆x辉、李开复差不多也是这一套逻辑。)毕竟亚洲经历百年的西方人入侵和殖民地,在二战以后,各个国家对西方白人都既有崇拜,也有警惕和防范。让亚裔人代言美国价值观,是一种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方式。

仅此一条,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还思考了一下,这个人的出名,还和日本企业的大力支持有关。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和日本曾经打过很长时间的贸易战,主要是围绕汽车和电子行业,于是大量的日本企业纷纷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这其中包括丰田,本田,索尼等巨头。

日本的资本,很可能对这些日裔的学者,进行了定向的投资和捧红。通过对美国人的溜须拍马,把美国上上下下的人都捧得舒服,同时麻痹美国人,让其变得狂妄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放松警惕,同时美国主动放弃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让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产业,获得成长的空间。

可资佐证的是,日本财团对美国政治献金其实非常高,对美国游说集团投入也是非常巨大。

如果这么想,这个福山就有点意思了。我这里再提一个人,大家也可以类比思考一下,那就是长期写作《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